半岛官网当前经济环境分析十篇环境是指人类和生物赖以生存的客观事物和生态系统的统一体,包括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天然的、人工改造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环境的功能分为以下三种:一是提供公共消费品。二是提供自然资源。包括经济活动所需的各种原材料和能源,以及能够直接用于观赏领略的旅游资源,从而为生产提供动力。三是接受废弃物。环境发挥着废弃物接受器的功能。只有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才构成现实的污染。
“环境也是资源,且是一种稀缺资源”。这种稀缺,体现在绝对和相对两方面。绝对稀缺是由于经济的增长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逐渐增加,废弃物的排放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人类对清洁环境的需求随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永无止境。相对稀缺则是因为环境的生产功能和服务功能之间以及同一功能的不同使用者之间法人相互冲突,最终导致对环境资源的需求也冲突。
古典经济学家对环境资源的稀缺局限在生产范畴,忽略了环境服务。当经济活动水平较低时,污染物排放量小,不存在使用者之间的竞争,环境容纳能力相对较大。经济活动的规模扩大以后,污染物排放量加大,环境容量的使用者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已危及人类的生存,使人们拓宽对环境资源稀缺性的认识。环境的生产和服务的冲突,隐含着人类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冲突。人类要发展,首先要生存。在具备了有用性和稀缺性后,环境物品成为经济物品。
经济学正是解决因稀缺产生冲突的重要工具。西方微观经济学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来协调经济中各个经济主体的决策,从而解决微观经济学提出的“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问题。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于1776年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即个人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总是将生产性资源投入到可获利最多的部门。个人行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来指引,即使初衷并不想增进公共福利,但在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增进了社会福利,其效果要比个人行为真正想增进公共利益时所做的效果更好。福利经济学更认为,如果每件东西被当作一种有价值的商品,并有一个相应的市场,私人之间以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完全竞争就能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经济要达到帕累托最优要求具备严格的假设:(一)存在一系列完整的、产权界定清晰的市场,使得买卖双方能够自由的交易。(二)消费者和生产者通过最大化收益使自身行为具有竞争性。(三)消费者和厂商都具有与决策有关的完全信息。信息是充分的,对称的。(四)交易成本为零。完全竞争市场为私人经济绘制出美丽图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假设条件却总是存在残缺,产生“Market failure”。
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产生的影响没有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出来,也就是一方对另一方的非市场影响。实现帕累托最优要求私人边际净收益等于社会边际净收益,但外部性的存在使二者存在差异,从而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
此外,Jung和Krutilla等人拓展了排污权交易基础理论研究,分析了污染治理的技术问题,并通过计算总利润得出结论:排污权拍卖为厂商的技术创新提供最高的动力。
在配置环境资源过程中,寻租行为等导致的政府失灵,加之步伐避免的“Market failure”,使政府行政命令和市场这两种手段无法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环境问题已然泛滥。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战略、绿色GDP、循环经济、科学发展观等理念受到国家决策层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保护环境的坚定决心。党的十鲜明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令人尴尬的是,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在“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上行走。
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酸雨事件频发,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流经全国各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开始显现,土壤污染面积扩大,土壤荒漠化及草原退化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机制逐渐失灵。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只30多年就集中出现,环境问题的异常严峻,已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贫穷一直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头等难题,对于贫困的忧虑和恐惧恰恰是中国人民不顾一切发展经济的最持续动力。
人口不断增加,资源、能源消耗持续增长,环境保护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产生环境问题的祸首就是经济发展,表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布局不合理、企业环境管理水平低下、人口膨胀且素质不高、基于地方保护主义态度而日渐猖獗的寻租行为、环保法律与体制不得力、环境保护经济手段运用不到位、中国渐渐步入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阶段使机动车辆的迅速增加等。此外,我国水利建设等大型工程也造成了一定范围内的生态环境破坏。
随着人类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学本质”的认识程度逐步加深,基于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世界各国纷纷施行符合各自国情的环境经济政策。我国现行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三个主要方面,即用于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排污收费制度及涉及到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
我国财政支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分为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用、行政管理费用和其他支出五大类,没有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支出项目,虽然政府已对环境保护有较大的投入,但并没有专门的统计,这就无法对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也使得环境保护缺乏稳定可靠的财政资金保障。2007年1月1日,财政部出台了《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在改革方案中,“环境保护”才正式成为了财政支出的一项功能。
包括承担环境保护职能的其他相关部门或环境敏感部门的行政事业费和科学研究、环境教育和卫生设施方面的支出。
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机构的行政设施建设,大型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大型跨区域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危险废弃物处理、核废料处理处置设施建设等。
包括以市场融资为主但需要政府予以扶持的环保产品和技术,污水、垃圾和危险废物处理工程建设及经营,区域性的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的建设和经营,大中城市的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和经营,城市环境监测工程的建设和经营等。
排污收费制度是我国最早制定并实施的环境政策之一,也是我国实施时间最长的环境经济政策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开始实施排污收费制度。这项政策要求一切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依照政府的规定和标准交纳一定的费用,以使其污染行为造成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促使污染者采取措施控制污染。1978年12月,中央批转了原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半岛官网,首次提出在我国实行“排放污染物收费制度”;1979年9月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试行)》,在法律上确定了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1982年的《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标志着我国排污收费制度的正式建立;2003年1月对之前实施的《征收排污收费暂行办法》进行改革,将此办法上升为条例,即《排污收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2006年全国各级环境监察机构全面贯彻实施《排污收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章,向排污单位征收排污费。
排污税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环境经济手段。简单地说,就是政府给予厂商付费污染的权利,厂商自行决定自己的捧放量,但必须按照实际排放量缴纳相应费用。它具有两重作用:一是通过消除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的差距,促使企业主动采取措施,将个体污染水平降至社会最优水平。二是使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损失得到足额补偿。目前,我国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环境税,但是存在与环境资源有关的税。尽管后者在制定时并不是完全出于保护环境资源角度考虑,但对我国环境资源保护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税主要包括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和车辆购置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等。
1.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总额不足且资金使用效率低。根据国际惯性做法评估,当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1%~1.5%时,可以控制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当该比例达到2%~3%时,环境质量可有所改善。可见,为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改善环境质量就必须有充足的资金投入,而我国在资金投入上是十分欠缺的。仅2002年到2006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从1367.2亿元增加到2566亿元,但2006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也只有1.22%,环境保护资金投入的不足,制约着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
近年来,政府财政能力不断增强,各级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也逐渐提高,但有限的资金还要分散使用,造成资金使用效果不尽如人意。如2004年财政部对用于三江源区生态建设的国债资金进行绩效评估,发现了财政资金分配渠道过多、配套资金不到位、能力建设不足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国债资金的低效率。
2.财政补贴政策设计存在体制性缺陷。我国对农需品实行价格补贴,促使农民滥用化肥、农药,可能导致农地退化及水源污染等问题。此外,我国农业的灌溉用水和城镇居民的生活用水,均享有政府财政补贴,使水价过低,造成居民在生产生活中不注意节约使用,形成水资源的浪费。
3.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有效性。我国现在实施的生态补偿仍然以财政补偿为主,如国家对退耕还林的补偿政策就是典型的国家财政补偿。纵向转移支付也是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占绝对主导地位,区域之间、流域上下游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微乎其微。地方环保部门的经费从公共财政预算中解决,但是经济落后地区,还是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因此影响这些地区环境保护建设的进程。这种完全由中央政府买单的方式显然与“受益者付费”的原则不协调,不仅没有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而且使许多地方产生了依赖思想。
此外,就是实施排污权交易呼声渐长的问题。排污交易制度本属于市场范畴,但是政府是制度施行的准许方。西方发达国家实践表明,排污权交易市场运作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排污权交易需要满足有充足的市场信息,即本质上使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而获得这些准确信息需要付出费用,这个费用就是由基础费用、讨价还价费用和监督与执行费用所组成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存在,使此种环境治理手段的效果大打折扣。
1.最优税率难以确定。信息上的不对称以“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形式表现出来。生产者拥有自己污染控制成本的私人信息,而监管者不知道这些私人信息,生产者就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为自身谋利。
2.缺乏弹性。弹性是指当市场、技术、条件等发生变化时,环境治理手段完成目标的适应性。政府管制的排放标准一旦设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因为改变标准要经过复杂的行政程序。理论上,当技术偏好发生变化时,最优排污税率要及时调整。但排污税率的调整要经过许多部门审批而变得相对无弹性。
3.“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的共享助长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容易驱动不顾及环境资源承载力的行为。
4.资源税。现行资源税主要强调调节级差收入的作用,没有充分考虑资源税对节约资源和降低污染的功能,不但不能体现资源本身的价值和不同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还不能将资源开采社会成本内在化,因而无法通过征收资源税表达保护资源和限制使用、开采资源的意图。
5.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的税率过低。该税种对日益稀缺的土地资源基本上没有刺激作用,只是作为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来源。
6.消费税。我国能源的消耗中,占70%以上的煤炭消费未能征消费税;电力行业一直是我国的污染大户,其极高的垄断性使得企业很容易通过价格渠道将成本转移,造成治理手段失效;汽油、柴油征收的税率偏低,对汽车消费起不到抑制作用,造成石油消耗量巨大,进口依存度高,使国家面临严重的能源安全问题。
7.车船使用税。现行的车船使用税基本上是根据车船的吨位数或固定税额征收的,实际与其使用的强度(如行驶公里数或汽油使用量)没有直接关系,对污染控制没有抑制作用;从目前征收车船使用税情况分析,由于车船使用税额占车船使用费用的比例很小,很难对车船使用行为进行调节,因此实际中很难利用该税种来缓解交通的拥挤和减轻大气污染;同时,现行车船税率偏低,而且其使用过程中未考虑尾气和交通噪声污染因素。
8.专门性税种的空白。在我国现行税制中,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也就是说我国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环境税。而此类税种的缺位,既限制了税收对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的环境保护作用。
落实环境保护财政预算支出科目中的资金,把环境保护投入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进一步增加环保投入,保证环保投入增加幅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同时,一要强化中央财政纵向生态补偿方式,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中,应增加生态补偿项目,用于部级自然保护区、部级生态功能区建设及对西部生态退化严重区域的恢复等。制定分区指导政策,增加对西部地区、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的补贴力度。建立激励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财政补贴制度,增加对生态保护良好区域或生态环境保护成绩显著区域的补助。二要建立健全地方财政横向生态补偿方式,在横向生态补偿中,对生态建设做出贡献的区域应当成为被补偿的主体,因生态建设而受益的区域就成为补偿的主体半岛登录。由省级政府和省级以下政府构成具体的补偿和被补偿主体。三要消除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财政补贴政策,主要是减少对水资源的补贴,同时减少对于农用化肥及农药的补贴。
此外,对于排污权交易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在排污权交易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处于刚刚起步阶段。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提交的一份报告,第一次把“可出售污染权”的形式引入国内。国家环保总局在1994年选择包头、开远、柳州、太原、平顶山和贵阳等6个城市,进行大气排污权交易的试点。尽管创建市场(排污权交易)优于利用市场(排污收税)的呼声在近年来渐渐高涨,但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污染治理手段,排污权交易的顺利运行需要的复杂条件,我国目前还远未具备。从宏观条件上看,市场体系远未完善,各种法律体系和信用机制正在逐渐建立之中。从微观条件上看,国有企业改革还未最终完成,企业还未能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真正主体。与一般产品市场相比,排污权交易对市场体系完善程度的和监测条件要求更高,而在我国即便是一般产品市场也未最终完善,何况排污权交易市场。因此,排污权交易在理论上成本效率优势明显,即便在美国,因交易成本太高而没能成为环境治理的主要手段。全面实施排污权交易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5.在资源税方面,确立普遍征收为主、调节级差为辅的征收机制,弱化其原有的调节级差收益的功能,强化保护资源和限制资源开采的作用。
随着新修订的《环境保》的正式施行,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又上升了一个高度。一方面人类在享受征服自然才有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同时面临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解决冲突的一种方法是把环境资源纳入市场管理的范畴,环境法的经济分析是指用经济学的观点考虑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改善现行环境法基本制度,破解矛盾,找出一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能协调发展的路径。
1.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行为的负外部性,是指人们的行为给社会和其他个体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负外部性包括生产的外部性和消费的外部性。例如,汽车排放尾气,以及工业企业排放“三废”等留下的难降解垃圾,对周围环境都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根据科斯定理,在市场交易成本为零时,人们会自发的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化,所以,私人市场就解决了外部性问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科斯定理难以应用到生活中。所以政府通过管制、征收庇古税等公共政策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政府在制定各种税收标准和税收额度时,要经过前期大量地调查和摸排,才能明确地知道企业、周遭环境的大量信息,从而确定排污者的边际个人成本、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社会效益。如果政府在以上这些事项的所付出的成本大于预期的收益,那么政府便不会那么积极,甚至是不作为。更何况,政府的权力那么大,没有第三方的监督,极易滋生和寻租行为,或是企业与政府勾结,出现“政府失灵”现象 。
2.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在经济学中,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可以把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共有资源和自然垄断物品。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的物品。清洁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地、水、野生动植物等是典型的共有资源。在我国,共有资源是属于国家集体所有,但是集体这个概念是很难确定主体的,那么共有资源是不具排他性的。也就是说良好的环境是每个人都可以享用的,同样环境破坏的成本也不需要违法者个人承担 。1968年,美国哈丁教授的文章《共有地的悲剧》深刻地阐述了因为外部性的存在和人们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致使共有资源的衰竭:当一个人使用共有资源时,他就减少了其他人使用这种资源的机会;因为这类负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过度开发 。这样以牺牲环境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最终加深了环境和经济的矛盾。
3.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经济模式。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都是这样一个套路:大量开采资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这种套路以高物耗、高能耗和高污染为代价,是不可循环和不可持续的。虽然我们在大量开采资源,但可悲的是,资源的利用率却非常低;而且,像纺织这种高污染的产业,遍布各地的小作坊比正规的大企业所占的比重更多,小作坊由于它地点隐秘、乱排污、成本低,再加上环境执法人员短缺,很难管理。现在,在人类掌握了改变自然的科技技术后,开始肆无忌惮得践踏环境和自食恶果,不改变这种唯我独尊的心态,环境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
传统环境法学者在研究环境法时,受到了部门法研究范式的影响,造成了环境法在我国的发展艰难。运用法律经济学对环境法进行经济分析不仅能拓宽环境法发展的视野,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也要求在环境法中应用经济分析。运用法律经济学对环境法进行研究有如下的优势:
1.引入效率观念。在法律价值中体现效率观念,在分配和使用资源领域可以全面推动价值极大化方式。
2.突破了传统环境法学研究部门范式的瓶颈。在经济学研究中,常常会用到量化的、数据的、实证的分析,同样地,运用这些研究从逻辑与事实量方面实现环境法在选择、优化和合理配置资源时实现帕累托最优,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3.调动企业自主治理污染的积极性。效率高的法律制度能促使排污者根据市场规律来选择没有外部性的生产方式,使排污者可以有选择的余地,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企业“对抗式”的敷衍治理。
我国的环境立法从20世纪70年始经过近40多年的发展,环境法制度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并呈体系化的发展趋势。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目前的环境法制度体系,不完备的方面还较明显,距市场化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例如,近几年的雾霾问题和多地PX项目与当地居民造成的冲突等问题都亟需环境法制度切入解决。立足于目前的基本事实,本文就环境法中几项基本制度切入对其进行经济分析。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条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的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 。而环境影响经济分析是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经济分析一直都很薄弱,有些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只强调规划或者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反倒是其次。建设项目或者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一般都是可行的,很少项目会因为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而审核不过关的,被评估方也很少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单位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实施环境保护措施半岛登录。在我看来,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经济分析和单纯的项目费用效益分析是不同的,费用效益目的主要是计算后期除去成本后能获得的经济上的收益,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是核算规划或项目实施后的环境成本和效益。在环境影响评价书或环境影响评价表中应当加入经济分析专章,制定出能与目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并轨的环境影响经济分析学习指南和分析导则 。
排污费属于环境税的一种。环境税包括环境消费税、资源生态税和污染控制税。在我国,向水体、大气、海洋排放污染物和产生环境噪声等的个人或单位需要按照各类防治法的规定向相关行政单位缴纳一定的排污费 。庇古的《卫生经济学》写到:“环境问题的主要经济根源是外部效应,为了消除行为外部效应,就必须对该类排污单位征收一定的税收或者费用。”上文提到的排污费也可称之为庇古税。排污收费制度有很好的实践操作性,易于推行,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排污收费制度是“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具体体现,排污单位考虑到经济利益半岛官网,在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减少排污,改进生产技术,淘汰落后的技术和设备,提高经济和环境效益。另一方面对煤炭等资源纳入征税范围,加重重污染型企业的负担,促使他们改进技术,否则可能面临的就是停产停业等处罚措施。
环境公益诉讼,即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根据法律的特殊规定,在环境受到及有可能受到污染或破坏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私利或环境公共利益不受侵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裁判并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新《环境保》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2)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环境保》只对可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做出了规定,对个人以及政府公权力部门并没有做出过多的解释。按理来说,真正遭受环境污染之果的是公民个人,公益诉讼的推动主体应该是私权利主体,在我国却变成了检察院和环保公益组织。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设计下,诉讼活动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诉讼的预期收益。实践中,政府公权力部门、环保公益组织 、公民个人都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必须要考虑诉讼成本和诉讼效益。这些主体的诉讼效益大于诉讼成本的情况下,才会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意愿。诉讼成本包括机会成本、显性成本、隐形成本和错误成本。机会成本包括诉讼当事人和参与人放弃诸如和解而选择上诉到法院的经济成本。显性成本值得是诉讼当事人所支付的诉讼费、差旅费、案件费、法院审理案件和鉴定费的成本;隐性成本包括诉讼过程中消耗的人力物力和所占用的司法资源。错误成本指的是在法院判决错误的情况下所遭受的损失 。效益等于收益减去成本。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当效益0时,这种投资才是有回报的;当效益0时,人们是不会选择这种投资的。环境公益诉讼的效益主要有环境生态恢复、环境损害赔偿、其他效益等。而不同的原告主体,效益的具体形态又是不同的。在实践中,如果诉讼预期效益0,那么当事人当然会选择诉讼方式来维权;相反,则会选择其他非诉讼的方式维权。
综上所述,环境公益诉讼的成本是很具体的,而效益则很抽象。公权力部门、环保公益组织和公民个人必须经过反复的效益分析,才能最终决定是否提起诉讼。同时,复杂的效益核算对于普通公民来讲是很抽象和专业的。目前的环境公益诉状制度设计缺少量化的激励办法,环保公益组织和公民个人提起诉讼的积极性是非常低的。为此,可以借鉴美国的奎太法则,比如环保公益组织和公民个人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后一旦胜诉,可抽取一定百分比的污染损害赔偿金,以此补偿前期付出的成本,或是环保行政部门根据发现和惩治违法行为的数量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报酬制度。
从目前我国环境治理的成果来看,环境法作为一部独立的部门法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但是,我国环境法体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和缺陷,本文运用经济学理论对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和现行环境法的一些基本制度进行了经济分析,提出了质疑和给出了一些建议。解决环境问题并不是说只能通过国家干预就能成功的,相反,国家只需保持适度的干预,重点放在引入市场机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和环境资源权属制度;推动社会公众力量参与环境管理,比如积极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和环境影响评价。只有这样将政府干预、财政手段、金融手段、市场交易相互结合,环境、社会和经济才能协调发展。
王紫零.环境保护一种法经济学的思路.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4,6(4).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这样几类: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或者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总之是将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述关系中将经济纳入相互关系的研究中。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教材和著作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由于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在其研究内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背景和基础不同,以及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学科对象的认识不统一,因此在研究体系构建上差异极大。
任何学科的形成,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但是从目前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除了借用已有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现成理论,没有自己本学科独有的理论。或者在各学者所建立的体系中,有意识地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半岛登录。
本文试将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进行简单分析。首先,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上看,该学科主要由原来的人口经济学学科发展而来,而非从经济学内部分化而来。从事人口经济学的大多是当前活跃在人口研究领域的学者,而随着很多大专院校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博士学位点的建立,一些环境学科和经济学科也都出现了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学者队伍。这些学者研究背景差异很大,而真正从事经济学主流方向研究的学者反而较少涉足这个新的学科领域。
第二,学科涉及的领域跨度过大,学者受学科背景局限对该学科比较难以驾驭。如前所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横跨人口学、经济学、环境学半岛平台、资源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因此从事该学科的者需要具备或基本具备这几大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基础。然而,在现实中很少有学者能同时经受这几个方面的专业培训,或有精力同时对几个学科进行潜心深造。因此,这是阻碍该学科发展的一个现实原因。
第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几大学科之间的真正交流和沟通远远不够,尤其是经济学界对本学科的关注、实际参与比较缺乏。从国务院学位办设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以后,由一些著名大学牵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召开过四次本学科的学科建设研讨会,会议
组织者邀请了全国范围内主要博士点和部分硕士点单位参与,对学科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就会议参加者而言,主要集中在人口学和资源环境学领域的学者,真正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非常少见。除了这样一个平台的交流以外,该学科在其他方面的交流就很少。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资源环境方面的专家,很少能一起对有关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更别论展开争论了。
如前所述,一些学者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或矛盾作为研究对象。本文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应当是本学科的研究客体,而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再说,这也不是经济学的表述,而且很难将这样的两维交叉的关系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因此,需要有一种经济学视角的表述,将人口与资环境关系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视野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应该有一定的抽象过程。尤其是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
2.关于用经济学外部性原理来分析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矛盾与问题的思考对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客体即人口与环境的关系,能否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释和分析呢?本文认为,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就是一种很好的分析工具。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将其统一起来,该学科才能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经济学、人口学、资源与环境学领域学者来共同协作,将其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学科。
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抽象,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和矛盾为研究课题,从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共性加以抽象,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表述为“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系统(而非传统的经济增长)中人口、资源与环境稀缺性资源的合理调配(或配置)的学科”。这样的表述,既符合经济学的惯例,同时又能充分体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与问题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并具有超越传统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
3.采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基本分析手段,对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与矛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有着广泛的前景。当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角度和视角远非这几个方面所能囊括。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将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视角以及分析方法,借鉴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和问题分析中去,这应该是本学科需要做出极大努力的方向。而且,将人口、资源、环境等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共同引入经济系统之中,这不仅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也将带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南京是江苏省的省会,是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三角洲的发达城市,同样也是该地区的经济核心城市。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在我国全年污染排名当中,南京市的PM2.5平均浓度超过了国家标准的2倍。有关专家预测,南京市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环境自净能力的50%以上,必须要大量削减污染物的排放量才能达到环境质量标准所要求的水平,在当前大力提倡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情况下,南京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迫在眉睫。从图1中发现,工业废水排放量自1986年以来出现波动,从1986年到1991年废水排放量出现加速增长的趋势,但1991年后废水排放量大幅度下降直到2001年一直趋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排放,2001年后废水的排放量又显著下降,之后的10年排放量依旧在持续下降,但是下降幅度较小,持续时间较长。工业废气排放与工业固废排放均保持相对稳定平缓的趋势缓慢增长。南京市的GDP总值自1986年以来,前10年都缓慢逐年增长,从2000年开始增长率显著提升,10年内GDP总值突飞猛进。
本研究可以通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来对经济发展以及环境污染之间进行定量的分析,本文以倒U型曲线理论为核心,通过以南京市1986年至2015年间的环境污染状况以及经济发展为基础来研究环境污染与南京市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了有关计量模型。通过大量研究发现,针对南京市环境污染问题与人均GDP之间采用倒U型环境曲线并不能很好反应二者之间的关系。针对这种现象Bandyopadhyay等人曾提出可以将二次、三次函数以及对数进行三者结合,建立计量模型,在分析过程中还要考虑到其他各个方面的因素,其中例如技术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变化等等。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要考虑城市经济发展当中出口依赖度、外贸直接投资等对环境的影响。而采用对数函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因为数据异方差而造成的影响。
整理南京市1986年至201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可得:基于对人均GDP的二次和三次方程比较,由于拟合优度表示回归模型能解释样本的百分比,因此选择拟合度R2相对较高的二次和三次方程结合后的数据分析结果。通过曲线估计的结果可以发现,方程的拟合度R2都大于0.95,P趋向于0,t的绝对值大于2,表明统计显著有意义。
本文在研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年之间的三废排放量的相关数据为依据,并根据所在年份的城市人口数来计算平均污染物排放量。南京市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当人均GDP比临界水平要低时此时废水的排放量将会呈现明显的增加。而当人均GDP高于临界水平时,其废水排放量呈现下降趋势。在南京工业发展初期,城市不断加大对工业投入,不断进行城市现代化建设,环境污染范围也在不断扩大,通过对环境的破坏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当工业化进程达到了一定高度,人们开始重视环境污染对自身的影响,市民的环保意识逐渐提高,同时政府对各个化工企业污染物排放的限制更加严格,废水排放量缓慢平稳地呈现下降趋势。南京市的人均GDP与工业废气排放量及其人均量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而是呈现出接近水平的弱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废气的排放量逐渐增加,开始增加幅度较大,后来增加幅度逐渐下降趋于平缓。南京市的人均GDP与工业固废生产量及其人均量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而是呈现出接近水平的弱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针对废气、废水以及固废等能够很好的适用。国外的一些专家在针对环境污染的研究当中也发现,通过人均收入来反映环境变化并不能符合倒U型曲线的所有特征。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当经济持续增长时,环境问题可能会持续的出现恶化,而当前南京所出现的这种倒U型环境兹涅茨曲线从整体上来看,较为平缓与我国在工业化进程当中弱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着一定的相似性。通过这种曲线可以看出,在当前阶段南京的环境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当人均收入上升时其污染排放量在一段时间内上升并达到峰值,在达到峰值以后并不是通常的下降,而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继续增加,从而使环境变得更为恶劣。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工业,而工业的生产与发展需要依赖大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的消耗最后势必会产生各类的污染物。就当前南京经济发展而言,在工业生产当中因为能源利用率低,一方面造成了能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因为能源的未充分利用造成了更大的环境污染。而现阶段南京部分地区没有正确的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在污染治理过程中很多工作实施不到位。针对这种现象政府部门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深入开展环境保护行动,积极整顿那些三高两低的公司,完成对扬子石化、南钢等企业的脱硫减排等问题。通常情况下,当经济取得良好发展,科技取得巨大进步时,对于污染治理的效果会越好半岛官网。如果科技投入力度低则在污染治理过程中难度会越大,南京政府可以通过科技手段不断研发高端环保绿色能源,从根本上改变能源消费的结构,从而达到治理环境问题的目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它与整个世界甚至是整个地球有关。环保事业的发展需要每一个付出共同的努力,只有当每一个人承担起环境治理的责任和义务时,才能从根源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人类社会的进步、城市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破坏环境的基础上,只有真正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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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玉萍,董锁成,宋键峰,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研究[J].地理研究,2002(02).
[5]杨凯,叶茂,徐启新,上海城市废弃物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特征研究[J].地理研究,2003(01).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0月20日的数据,2005年前三季度,我国继续平稳较快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4%,全固定资产投资为57061亿元,同比增长26.1%,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6个百分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之一,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依然偏大,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和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必须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半岛平台。企业的投资活动,作为企业使用资金的主要途径之一,是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的核心环节之一。在未来五年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时期,为实现建设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宏伟目标,关键之一是不断提高投资效益,将经济发展全面转入发展观的轨道。
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投资活动具有当期的投资需求效应,即通过对各种投资品和资源的需求(包括人力资源),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投资活动的成果,将成为社会总供给的一部分,满足将来社会可能的消费需要,这就是投资活动的供给效应。
就企业投资而言,投资(直接投资)就是把资金直接投入生产经营性资产,比如购买设备、建造厂房、购买生产原材料等,以便获得投资利润。它是企业运用资金的主要领域之一,也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实现产业更新换代、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从投资活动全过程看半岛官网,每个投资项目都有一个整体目标,即在一定时间内,按投资预算的要求,用最少的资金投入,实现资源优化组合,搞好项目建设,使其达到设计质量的要求,从而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应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围绕投资效益这个核心,把项目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综合评价分析项目系统各要素之间、系统与要素之间以及系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以实现既定的投资目标。
投资项目的决策,是指为实现一定的投资目标,在充分占有信息和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条件,借助于科学的和,从若干备选投资方案中,选择一个满意合理的方案而进行的分析判断工作。对一个投资项目的科学决策,除进行宏观投资环境分析和微观项目经济评价分析外,还要专门分析投资项目风险,运用系统分析原理,综合考虑每个方案的优劣,最后做出取舍。而且,投资项目决策,是服务服从于总体经营战略的要求,和企业的技术开发战略、产品开发战略、市场营销战略以及人力资源战略密切相关。投资决策的质量因素较多,主要取决于决策信息、正确的决策原则、科学的决策程序和优秀的决策者素质。
选择投资项目的主要依据是项目的可行性报告。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仅是投资项目本身的一个工作环节,也是做出正确投资决策、进行项目设计和筹措资金的重要依据。可行性研究工作,就是对投资项目进行研究、分析、论证和评价,以确定项目是否符合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半岛官网、实施可行要求的一系列活动,通过对项目收益和风险的测算分析,判断投资和资金回收的安全性。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作为一种科学分析论证项目的方法,已普遍被世界各国采用。可行性研究的结论,是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在分析评价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时,要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以及专业分析与综合分析相结合。
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中的宏观分析,主要是分析投资环境,即分析研究投资项目所在的环境、经济环境、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条件环境。具体内容有:①在选择投资项目时,首先是了解项目所在地(国)的环境,包括项目的审批程序、审批手续、政府机构的办公效率、物资流通体制等与政府的管理体制相关;②经济环境对投资项目的影响;③法律环境。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能有效的保护投资者的既得利益,稳定投资者的投资方向,并不断扩大投资规模;④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的主要内容是指当地居民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生活习惯、水平、和价值观念等;⑤自然地理环境。主要分析项目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对于地理位置,应分析便利程度、地质情况和气候条件等;对于自然资源,应分析各种满足投资需要的物资资源的情况等。
因此,利用工程经济和系统分析原理,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行分析,是降低投资风险,取得合理的投资组合,选择满意的投资决策方案,保证企业取得预期投资收益的必要前提。企业的一切经济行为,都要围绕取得经济效益服务。通常,在评价分析投资项目经济效益时,一般有两大类方法:静态评价方法和动态评价方法。静态评价方法即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方法,主要用于项目方案的初选阶段。静态评价方法具有简洁、直观的优点,但有未考虑各方案经济寿命的差异以及资金时间价值的缺点。常用的有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和差额投资回收期法。动态评价方法即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方法。该方法比较符合资金的运动,使评价结果更符合资金的运动规律,评价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常用的具体方法有净现值(NPV)和内部收益率(IRR)。
在确定投资项目的投资方案时,系统分析原理,从企业发展战略的要求出发,全面分析企业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的综合能力,确定投资目标。然后,从分析投资项目所在地的投资环境入手,为实现投资既定目标,对工程项目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论证,选择静态分析指标(投资回收期和投资收益率),以及动态分析指标(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作为项目技术经济指标,以减少投资风险,为投资决策提供坚实的基础,从而全面提高企业的投资决策效果,达到其经营目标。在对项目进行技术经济评价时,需要对产品的成本情况和市场销量以及销售价格进行预测与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总的来说是由其购买动机的推动而发生的,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外部影响因素,包括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企业因素等,另一类是内在因素,即个性心理因素。因此,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进行研究能够影响投资的实现程度。
国内学者对经济増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也做了许多研究。例如,李善同等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产生的影响,认为増长效应是污染増加的主要原因,贸易自由化不会导致我国环境的迅速恶化。党玉婷等则运用格罗斯曼和克鲁斯尔(GosmanandKuger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对外贸易环境进行了研究,提出现阶段进出口贸易从总体上看使得我国生态环境恶化。李智等利用五类环境质量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増长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正处于环境污染与经济増长相矛盾的阶段,人均GDP的増加并未自动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而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则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起着重要作用。
GDI以年均9.8%的速度増长,在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2008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仍接近60%。出口导向带动经济増长的战略,是基于我国资源较为充裕、劳动力价格水平较低及环境标准较低等现实条件而制定的战略,并由此形成了如能源、纺织、金属制品及化工产品与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为了加速经济増长,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政策时,更倾向于引导企业发展这一类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然而,对外贸易和经济増长离不开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同时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又使得环境污染日益加剧,使中国的环境质量面临巨大压力。从现实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増长是以资源和环境的快速损耗为代价的,而对外贸易是推动中国经济増长的最为主要的驱动力之一,在分析中国经济増长中环境污染的路径选择时有必要引入对外贸易这一因素。
基于既有理论和研究现状,本文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选取三类具有代表性的污染物排放指标,分析我国1990—2008年间对外贸易、经济増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我国进一步优化贸易商品结构,保持经济快速増长,减少环境压力和资源浪费起到参考作用。
目前,测度环境质量的指标主要有三种:污染物集中度、污染物排放量和资源开采量。鉴于数据的连续性与可得性,本文主要选取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三类指标;其中工业废气排放量主要选取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烟尘排放量和粉尘排放量这三类指标,并将其求和得出结果。样本区间是我国1990—2008年的年度数据,主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相关各期和中国统计局网站的统计数据计算整理得出。出于分析的需要,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处理:
首先,为了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将商品进出口总额用当年的平均汇率换算为以人民币为单位(亿元)的进出口总值。其次,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用消费价格指数把商品进出口总额和人均GDP换算为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数值。
第三,为减少数据的不平稳,对各变量进行了取对数变换,其度量单位及表示符号为了反映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増长与环境污染路径演化的相互关系,本文以库兹涅茨理论为基础构建方程,并主要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和方差分解法建立相应的经济计量模型进行分析,所使用的软件为EVwS0
进入1990年代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増长都有巨大发展。1990—2008年,我国GDP从18718亿元増长到300670亿元,进出口总额从5560亿元増长到178671亿元,2008年数值分别是1990年的16倍和32倍。进入21世纪后,对外贸易发展得更为迅猛,外贸依存度由2001年的40.1%増加到2008年的59.4%,其中2007年达到峰值66.3%,与2001年相比増长了近27个百分点。但是,在对外贸易和经济増长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环境污染呈现出加剧的趋势,一些出口企业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排放量不断増多,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2计量模型
根据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本文首先构建了三类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与人均GDI关系的模型,分析环境污染与经济増长之间的关系;然后将商品进出口总额纳入模型,在库兹涅茨曲线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对外贸易对我国环境质量的影响,以确定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増长中环境污染的路径演化关系。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水平表明(表2)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DP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而呈现出正U型关系,目前情况类似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半段,将会呈现继续上升的趋势,废水污染会随着经济的増长进一步恶化;而工业废气和固体物排放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说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某几类污染物排放中成立。但是这两条曲线拟合效果不理想。从数据上看,工业废气和固体废物排放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呈不稳定的波动趋势(图1)而从倒U型分析,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半岛官网,其排放量并不显著提高,但这并不能充分说明我国工业废气和固体废物排放情况己得到了有效控制,且由于污染控制等机制方面存在不足,它们仍有可能随经济的増长而上升。总体而言,该模型中各类环境污染指标与人均GDP回归曲线的拟合程度不高,说明污染与经济増长并不仅仅符合单极值点的二次曲线,有可能存在N型或倒N型等其他更复杂的情况。
模型(2)的估计结果表明(表3)总体而言,曲线的拟合效果要好于模型(1)且通过了F检验,其中两类污染物排放(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物)和人均CDP之间存在倒L型关系,显示对外贸易对我国各类环境污染指标的影响作用不同,对外贸易总量的増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国工业固体废物排放的压力,而使工业废气排放量増多,这就影响了曲线的斜率和拐点的位置,増加了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顶点的难度,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其原因可能是对外贸易不仅通过増加国内生产总值对环境产生影响,还会通过如环境贸易壁垒和传统污染型产业向我国转移引起的结构效应等因素对环境产生影响,使环境成本转向我国。另外,该模型中,工业废气排放模型的拟合优度较低,说明工业废气的排放量可能还受到模型未考虑的其他变量所影响,形状的曲线可能更符合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实际情况。
基于以上构建的反映对外贸易、经济増长与我国环境污染关系的计量模型,为进一步讨论其间的长期和短期动态关系,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协整检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和方差分解法建立的相应经济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在分别检验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増长和三类污染物排放指标的协整关系之前,需要检查各变量的平稳性,否则可能出现伪回归错误。因此,采用ADI方法检验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经过一阶差分后,每个序列都是平稳的(表4)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4协整检验根据协整的定义,如果变量是同阶非平稳单整序列,那么其线性组合可能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卩协整关系)它反映了所研究的变量间存在的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运用JOasen及大似然估计法,根据ac信息准则和s准则,协整检验的结果之间在迹检验中通过了5%临界值检验,表明其存在协整关系。
(1)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气的排放图2与表6及表7第一列反映了在对外贸易和经济増长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下,工业废气排放产生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当在本期给人均GDP一个冲击后,在前二期存在一个正响应,然后逐渐下降,到第4期到达一个最大负响应;随后又变为正响应,第7期后收敛。这表明随着人均GDP的増加,在前期会増加工业废气的排放量,随后废气污染会下降,呈现出波动现象,但波动幅度减小,波动时间増长。当在本期给对外贸易一个冲击后,在前三期存在负响应,第2期最大,随后变成正响应,到第5期最大,随后收敛变为负。这表明随着对外贸易的増加,在前期会减少工业废气的排放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出波动性,但波动幅度减小,波动时间増长。
济增长与工业废水的排放图2与表6及表7第二列说明,当在本期给人均GDP—个冲击后,从第2期开始一直存在负响应,第3期是一个最大负响应半岛官网,直到第8期变为正响应后收敛。这表明随着人均(G〕P的增加,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会随之减少,随时间推移废水污染又会增加,呈现出波动性。在本期给对外贸易一个冲击后,在前六期存在正响应,第2期最大,到第7期变成负响应,随后又变为正。这表明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加,在前期会增加工业废水的排放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会减少,呈现出波动性,但波动幅度减小,波动时间缩短。从脉冲响应效果可以看出,在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冲击下,工业废水排放所呈现出的变化与前面的计量模型分析正好相符。
环境审计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发达国家,最初是公司为了规避环境管理风险,改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提升公司公众形象,自发进行的一种环境检查和评价活动。90年代,随着人们对可持续发展认识的深化,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环境绩效审计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对环境经济活动检查和监督的管理工具。我国在21世纪初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在此背景下,通过对西方国家环境管理监督模式的借鉴,开始了对环境绩效审计的研究,截止目前,环境绩效审计研究已经进行了多年。2012年11月十提出了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布局,新增加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同时对环境绩效审计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形势下如何更好的监督经济体的环境活动,如何准确评价受托责任方环境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及效果性,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对近年来我国关于环境绩效审计的研究进展做了全面的总结与评述,期望对未来我国环境绩效审计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近年来环境绩效审计的定义很多,国内学术界对于环境绩效审计的定义各持己见,至今仍没有被广泛认可的统一标准定义。陈正兴(2001)认为,环境绩效审计是通过检查被审计单位或项目的环境经济活动,依照一定标准,评价其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生态循环状况和发展潜力的合理性及有效性,并对其效果与效率发表意见的行为。吴立群等人(2005)认为环境绩效审计是促进被审计单位环境管理及绩效的一种审计活动,一般由独立的审计机构或审计人员对照一定标准来进行系统的审查和分析,并对环境管理的现状和潜力发表审计意见。穆继平(2007)认为在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进行环境绩效审计时,不但要以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环境性并重,而且在原有的绩效审计基础上,要增加环境性这个非经济因素,从而更加全面地评价、监督、鉴定被审计单位的相关责任履行情况。李静(2008)认为环境绩效审计是以独立的审计机构或审计人员为审计主体、以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的一种审计行为活动。首先由审计主体对被审计单位环境管理活动进行综合的、系统的审查、分析、监督和鉴定,之后参照一定的标准评价环境管理的现状和潜力,并以独立的第三方对被审计单位或项目发表客观意见,同时向被审计单位的管理者代表提出改善环境管理的建议半岛官网,从而促进其环境管理的持续改进。
虽然研究者对环境管理绩效审计给出了很多的定义,在表述上也不尽相同,但通过对比这些环境绩效审计的定义可以看出,环境绩效审计要在审计主体、客体、审计对象、审计目标、审计方法等方面相对明确,通过在上述方面对环境绩效审计做出限定,环境绩效审计的定义将会非常的明确。对环境绩效审计包含的内容归纳总结如表1所示。
环境绩效审计的目的是监督政府或企业单位的管理者更好的履行其受托环境责任,为评价审计对象的环境绩效提供方法,以及通过提出改进建议,完善审计对象的环境绩效,最终实现被审计单位的环境目标。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是由环境绩效审计的根本目的决定的,首先对整个环境管理体系进行全面的研究分析,之后确认环境绩效审计能够起到作用的各个环节,最后再确定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2001年初,WGEA(Working Group on Environmental Audit)在向各成员印发的《指南》中重点阐述了环境绩效审计的五项内容:(1)对政府或企事业单位执行环境法律法规情况的审计;(2)对政府环境项目或政府审批的环境项目的经济效益进行的审计;(3)对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其他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审计;(4)对政府或企事业单位环境管理系统的审计;(5)对政府或企事业单位计划的环境政策和环境项目进行评估。
环境绩效审计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的应用,对于环境绩效审计的方法,近年来很多研究者进行了研究。西南科技大学课题组(2001)认为以财务为导向的环境绩效审计方法有审阅法、验证法、复算法、观察法、分析法等。除此之外,在以项目为导向的环境绩效审计中还必须运用一些专业性的技术方法如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法,包括环境费用效果分析法、环境决策分析法、风险分析法等。辛金国等人(2002)指出,常规的审计方法如观察、函证半岛平台、检查等也适用于环境绩效审计,除运用常规的审计方法外,在必要时也可采用环境经济学中的费用效益分析法以及经济评价法。王冠英(2003)在环境审计的内容与方法中提出了一些环境绩效审计中用到的特有的审计方法半岛平台,比如除环境成本效益分析法、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决策分析法、经济计量法、整理分析法、趋势预测法等。浙江省审计学会课题组(2004)认为常规的审计方法同样适用于环境绩效审计,此外开展环境绩效审计还应引入相关学科的方法,如经济学中的费用效益分析法、环境经济评价法等。宋尉认为环境绩效审计是一种新型审计,常规的财政财务审计、绩效审计和合规性审计方法同样适用,只是这些方法应与环境问题的产生治理紧密联系起来。王春萍(2006)认为环境绩效审计特有的审计方法,是指在借鉴相关学科的方法基础上,与审计学相融合而形成的独有的环境绩效审计方法。如目标导向法、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法、环境费用效果分析法、风险分析法、决策分析法等方法。陈思维(1998)在《环境审计》专著中提出,环境费用效益分析在没有相应的环境绩效会计资料时,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来评估环境效益:(1)市场价值法;(2)机会成本法;(3)恢复和防护费用法;(4)替代工程法;(5)调查评价法。
研究者对环境绩效审计的具体方法虽然各式各样,但综合国内近年来对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的认识,又有着高度的统一。首先鉴于环境绩效审计的一般性,它仍然是审计的一种,因此常规的一些审计方法在环境绩效审计中仍然适用。其次又由于环境绩效审计的特殊性,还应当引入相关学科的方法,比如效益分析等方法。表2出示了近年来研究者认为适用于环境绩效审计的一些主要方法。
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的构建是环境绩效审计中的核心部分,评价指标构建的是否合理,直接决定了环境绩效审计结果的公平与公正。近年来研究者对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杨婷(2005)认为环境绩效评价指标应当分为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两个方面,在进行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构建时可以合理采用这两方面的指标。如单位管理者的环境意识、有没有及时制定本单位的环境政策以及企业环境规章制度的制定及执行情况等方面均属于定性指标的部分;环境管理总体指标、经济性指标、效率性指标以及效果性指标均属于定量指标的范畴。林逢春等人(2006)通过研究建立了企业环境绩效指标评价体系,该体系由环境法律法规方面的指标、环境管理方面的指标、是否先进方面的指标以及生命周期环境影响方面的指标等主要方面的指标所构成,同时制定了模糊综合指数评价环境绩效审计评估模型。汤亚莉等人(2006)认为,企业开展环境绩效审计时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从环境管理的具体环节,比如环境政策、管理系统、产品设计、生产、营销和回收等方面来制定环境绩效审计的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最后依据各个指标的灰色关联度合成得到环境绩效审计的量化结果。丁艳秀(2009)认为企业内部开展环境绩效审计主要从环境法律法规、环境标准及各类环境管理政策和目标三个方面进行。从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的外部性理论、成本效益理论、系统论等理论基础出发,着眼于评价组织有关环境方面的项目及管理和使用环境资源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通过对近年来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构建的研究,认为通过引入平衡计分卡的理念是切实可行的方法,此方法根据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影响因素,逐层分解;并通过对各层指标的权重分配,最终达到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的系统性、全面性、准确性。
通过近年来研究者对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构建的认识,在进行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构建时要遵循以下几条原则:(1)对被审计单位的客观全面评价原则;(2)成本效益原则;(3)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原则;(4)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原则;(5)动态性与静态性相统一原则;(6)与指标体系相结合原则。
近年来,我国在环境绩效审计方面的研究蓬勃发展,包含了环境绩效审计的动因、定义、内容、方法以及评价体系构建等各个方面。当前环境绩效审计的研究已经经过了从无到有,从起步转入到了发展期,但距离成熟,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在未来环境绩效审计必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环境绩效审计的研究虽然取了一定的发展,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与不足。在如下几个方面,我们仍需更加深入的研究与实践:(1)加强环境绩效审计立法建设;(2)加强环境绩效审计理论研究,建立环境绩效审计准则;(3)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的重要性;(4)加强财务审计与合规性审计;(5)提高审计人员的素质、改善人员结构;(6)对环境绩效审计实施理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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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浙江省审计学会课题组.开展我国环境审计的构想[C]//审计论文选.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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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环境监测的目的在于保障人们能够在保持正常生活环境的基础上,合理使用各项能源。在促进产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做好各项环境保护监测工作,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稳定相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人民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如何才能强化城市环境监测,这对于确保我国人们的身体健康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进行环境监测其根本目标在于为我国人们营造出健康、干净和舒适的生活环境,保障其生活质量和合理利用资源。但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经济想要取得更好的发展,必须要重视其环境的建设。对于环境监测工作结果,应按照如下四方面着手实施:一是,结合我国环境治理管理机制,确保环境质量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合理性。二是,结合环境污染状况,找出各个污染源的具置,判定出产生污染的原因,为进行环境监管组织活动提供多种根据。三是,积累相关技术文件、监测资料、制定解决方案等,为控制环境质量而逐一展开各项工作。四是,在分析监测数据的基础上,积累更多实际样本数据,从而为我国环境质量法规的健全和更新提供更全面的依据。因此对环境进行监测,这对于保障环境管理工作顺利有序进行具有很大的意义。
一是,在污染监测过程中,依然采用传统的常规性污染因子为主的方法,很少会涉及到特征污染物。特别是当前兴起的很多行业,出现了形式多样的污染因子。存在这样的情况,如果只是采用传统测试因子实施监测,那么很难将企业实际污染状况反映出来。二是,很多污染物对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有着很大的伤害,当前我国的监测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对危害居民身体健康的污染物的来源和危害程度等,并没有完全掌握,导致还无法针对性的进行治理。三是,当前环境分析方法缺少整体性、系统性,主要表现在:(1)现有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水排放质量标准有很多出入地方,分析和研究水质的方法也很古旧,没有做到与时俱进。(2)在监测水环境中得到的参数,其只能对水质情况进行描述,很难描述出水质污染的具体状况半岛平台。(3)DMP、丁基黄原酸和活性氯等因素,在水质分析中直接影响着分析结果,导致分析结果不准确,应研究出更好的分析方法。(4)在当代水质监测过程中,在线监测水质、遥感监测都已经充分应用其中,但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四是,臭氧光化学污染、监测雾霾分析等仍然只是处于研究时期中,我国多数城市都没有进行环境监测工作。五是,监测噪声技术在应用中有很多不足之处,监测社会噪声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传统监测仪器及方法都未能全面映射出噪声的影响。六是,生态监测还有很多不健全之处,目前也并未出现很完善的监测方法。七是,生态环境监测范围的窄小,在监测中以“生物”为中心,这也就代表对生物活动的各方面都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从我国目前生态实际监测情况而言,生态监测只是在地表水范围内进行监测,导致生态监测只对局部起效果半岛官网,不能对整体起效果,在实施自然会出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那么引发的后果是无法估计的。
(1)在制定和修订标准分析方法中,应做好各项与之相关的工作。根据多个影响因素制定出与之相符的分析方法,如:土壤标准因素、环境质量标准因素、污染物排放标准因素和噪声标准因素等。在原有标准分析方法基础上,制定出一种新型方法体系,优化监测程序,确保监测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对比其他国家的分析方法,借鉴国外的分析方法,因地制宜的改进我国环境分析方法中不足之处。(2)深入研究新兴行业特征因子产生的方法,并研究出新的监测手段。(3)通过使用统一验证监测分析方法,在工作中,由于需要监测一些加测频,在很难以解决一些国标方法中,可运用相应的程序方法来证明专家认同的方法。(4)强化实验内控制质量,确保数据的有效性和准确性。(5)加大监督力度,保障标准分析法的实施。城市环境监测机构应做好对标准分析方法的管理和监督,唯有做好这项工作,才能从根本上做好环境监测的工作。其监督内容包括多方面,比如:在方法制定过程中,其制定机构是否充分运用了自身的权利、制定标准是否合理、制定依据是否充分等;在使用方法过程中,实验室条件是否符合现有方法规定、仪器精度是否符合要求等。(6)做好日常管理的各项工作。各级环境监测部门,都应该将环境监测方法与日常管理紧密结合,明确自身的管理职责,将具体工作落实到个人身上,做到权责清晰。(7)积极交流和合作标准方法,随着交流的逐渐深入,各个监测部门认知的方法也应逐渐强化,在第一时间内了解到最新环境分析方法,对其认真细致研究,积极借鉴其优势之处。(8)在环境监测过程中,强化高新技术的应用研究,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应不断应用各种新方法和新技术,引进最新的监测方式,强化环境监测技术,保障环境监测技术的完善和健全。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发展上,而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展开环境监测保护工作的目标在于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和生存环境,唯有及时解决城市环境监测中各种问题,才能真正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们才能真正生活在一个健康、温馨的环境之中。
[2]包春艳,高新亚,刘江豪.环境监测工作质量管理的问题及对策[J].科技创新导报,2010,(28).
在经济学的分析中,成本可分为很多类型,如总成本与平均成本、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机会成本、边际成本等。对于法经济学来说,研究的是总成本、显性成本、隐性成本、机会成本和边际成本。因而,从经济学角度讲,诉讼活动也是有成本的,且基本上与经济学上的成本相对应。机会成本是指法院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因选择诉讼而放弃其他可供选择机会的经济成本;显性成本包括当事人支付的诉讼费、反诉费、上诉费、案件费及法院审理案件的成本;隐性成本是指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消耗的人力物力以及法官、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在进行诉讼过程中所消耗的时间、精力和承受的精神压力半岛官网半岛官网。这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诉讼成本——错误成本,具体是指由于法院的错误判决所带来的损失,错误成本取决于犯错的程度与该错误对激励机制的扭曲程序,而犯错程度一般是指完美信息的判决与实际判决的差别。
与成本相对应的是收益。收益分为总收益和边际收益。总收益是与总成本相对应的概念,总收益也就是获得,它是指人们进行某一行为所能得到的全部价值,或者说是投入一定的资源所带来的总产出。
民事诉讼的预期可以理解为当事人认为在诉讼过程中会得到什么及失去什么,也就是国家通过司法资源的投入所带来的稳定的社会法律秩序和当事人通过诉讼所维护的自己的各种利益。诉讼预期受到诉讼成本与预期收益因素所决定,与之相关的就是效益,亦可谓净收益,用公式表示就是效益=收益-成本。在理论上讲,只有当效益大于零时,即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这种资源的投入才是合理和经济的;而当效益等于或者小于零时,也就是没有效益,此时就不应该对其投入资源。在诉讼情况下,如果诉讼的预期收益大于诉讼成本,那么当事人显然会选择诉讼;相反,则会选择其他非诉讼的替代方法。
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处理上,目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程序;另一种便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直接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这两种方式在程序设计上是并列的,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环境侵害,当事儿可以任意选择程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至于当事人选择何种方式,主要在于哪种方式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那么回到环境侵害上来说,如果当事人选择诉讼的机会成本大于选择选择行政处理的机会成本,那么当事人便会主动行政处理方式。但是在现实中,由于行政处理方式不具有前置性和非终局性特点,而且在实践中,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决定的实际执行力并不非常有效,故环境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的机会成本过大,于是出现扎堆进行诉讼的情况。
根据传统民法理论和诉讼实践,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都要求诉讼主体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任何人不得对于自己无关的财产主张权利,以此来限制公民的诉权。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明确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然而,基于环境侵害的特殊性,如果仅仅让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来提讼,成本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此时,当事人可能也仅仅从自身利益角度来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最后会因成本大于预期收益而放弃诉讼。然而,环境诉讼产生的预期收益并不仅限于维护受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收益便是对整个人类生态环境的保护,而这个却是非经济性的公共性产品,因此会被很多经济个体所忽视。所以,目前备受推崇的环境公益诉讼,与其说是扩大了公民诉权的范围,还不如说是公民私人成本的公共化。在放宽资格后,直接利害关系人和非直接利害关系人都可以提讼,以寻求法律保护,那么因诉讼而产生的各种成本因为主体的扩大而出现分担,而且能实现信息共享,多样主体形成的优势地位等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降低诉讼成本。
按照传统侵权法理论,如果要追求其侵权责任半岛官网,那么其基本要素之一便是其要有“过错”。显然,这是无法在环境侵害领域内得到完美适用的。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以及整个生态环境,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认定环境侵害方面,有了很多改良和创新,在环境侵害的责任认定上,法系更倾向于忍受原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往往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来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方的权益。这种做法的成效是明显的。但如果从环境侵害的加害方来说,无疑是增加了其诉讼成本,而且现代研究发现,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在其通过合法途径创造社会财富、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必然要产生对环境的破坏或污染这个副产品,这是无法避免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适用前述的责任认定方式,对于处于如此加害方的企业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那么,处于裁判地位的法院来说,又该如何权衡两者的利益呢?我们继续以成本收益来分析:成本理论的鼻祖科斯认为,在决定甲侵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的问题上,关键在于避免较为严重的损害。也就是说,两权相害,取其轻。具体说就是,甲或者乙并不具有损害或者避免损害的自然权利,在决定配置权利之前关键在于考虑哪种权利的配置更能增进社会财富。因此,如果从社会财富最大角度,妨害治理的关键在于治理模式的交易成本的大小。进一步说,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或者无法避免的前提下,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预期收益的大小,即社会财富如何认定。如果抛开环境侵害中非常特殊的人类生态环境这样的非经济财富的话,那么很容易出现一个弊端,那就是政府乃至法院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保护那些环境侵害的加害方,因为,这些加害方在一定区域内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远远超出了自身所需,仅仅其所带来的财政收入,足可使“地方父母官”对加害方马首是瞻。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对于社会财富的衡量与配置来说,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根据《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我国目前有十种民事责任形式,但以环境侵害的民事救济方式来说,应该主要有排除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这些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可谓方法多样,运用灵活。那么究竟该使用何种方式能够实现保护最大化,这应该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按照法经济学的观点,根据财富最大化的原则,当交易成本过高的时候,即主体谈判的成本过高,比较适合于赔偿方式,当交易成本较低的时候,适用于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方式。在英美法系,还会比较多用禁令。所谓禁令,就是法庭发出的做某事或者不做某事的指令。英国法院一般是认同侵权方面的救济,金钱赔偿损失不是最好的,因除计算困难外,也常出现被告赔不出钱的情况,或是被告不在乎赔钱也要继续侵权。所以,法院毫不犹豫发出禁令去禁止被告继续或重复去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一经做出,原告受了保护外,也会可能得到被告一大笔钱或其他好处,以交换去允许侵权或者放弃权力。“禁令”在英美法国家作为环境侵权救济措施得到广泛地应用,但我们国家并没有这种承担方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不强,擅自颁布禁令关闭一个企业,有时甚至就是给自己“断奶”。
在经济分析的视角下,侵害诉讼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半岛平台,就是通过制度不断实现更高的诉讼效益。而提高效益的做法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减少成本,另一个便是提高收益。通过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提高收益的做法并不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人类环境利益是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合体,本质上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在诉讼成本上便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这里所谓的减少成本,其实就是减少受害方的诉讼成本,而对于加害方来说,则是增加其诉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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